这些资料虽然具有传说的性质，但与今天历史科学所了解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是相当吻合的，它大体反映了古代私有制产生、国家机器初备时的情形。
《周易》之作，又因于卜筮，故《大传》屡言蓍、龟之重。九四以刚暴之性，与物不和，好为争讼，本来初六为己之正应，自己反以非理讼之。
王弼《周易略例》说：举卦之名，义有主矣。它的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并不是一次完成的。从《尚书》的其他篇章看，周初凡有大事需要贞问鬼神，皆采用龟卜的方式。[9]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4页。诸侯在国居守，有事则用筮。
《易经》中《蒙》卦卦辞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然出行在他国，不欲人疑其有吉凶之忧，故不用筮。熊伟也认为：西方的方向是外倾的方向或智的方向，换言之，是求知的方向。
（《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君子的理想人格在颜回身上得以证成。[52]邓之诚辑录：《汪晦翁（士铎）乙丙日记》，第136页。哥伦布当年写道：诸位贵族王公都虔奉神圣的基督教信仰，并推动其传播，都是穆罕默德派与其他偶像崇拜和异端的仇敌。……东方的这种体系，带有前资本主义的温情脉脉的一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无情地打破了这一面相[71]。
柔弱胜刚强就是这个道理。对此，谢和耐也说过：在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的问题上，……大家更不会想象在十七世纪时会有中国传教士赴欧洲以在那里传播一种被宣布为世界性的宗教。
笔者认为，就《论语》本身而言，这种柔性的智慧大致体现在尚文不尚武、为仁由自不由他、重德不重法等几个方面。于是，也才有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之说。对于中庸之道，孔子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钱穆认为，中国和西方在文化意识上的差别在于：中国是反身性的姿态，而西方是外向的征服的姿态。
他还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17]《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下，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页。据汉代桓宽的《盐铁论》记载，代表儒家立场的文学认为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桓宽：《盐铁论·本议》），并援引孔子的话，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八佾》）君子无所争，即使是争，也不应失其君子风范。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7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5页）英国学者赫德逊认为，着眼于历史事实，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天主教会与中国的关系有着一段完全有利于欧洲国家的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历史（[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第267页）。
这个正字仍然是道德含义的。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礼记·中庸》）孔颖达疏曰：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95]作为自然必要性之对立面的奢侈，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争也要讲究规则，光明磊落。人唯有按照自我本性及其要求去处世行事，才能够做到心安理得，无忧无虑，没有愧怍负疚之心。
[109]意大利思想家拉布里奥拉在给恩格斯的一封通信中曾说：辩证法一词，按一般通用是被归结为修辞艺术和律师艺术，而变为Scheinbeweistkunst（即诡辩——编者注）。[84]因为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
他明确认为：许叔重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指术艺，术士即娴习六艺之士，而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16]欧阳修：《易童子问》，载黄宗羲：《宋元学案》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页。[44]在中国历史上，文官执政的合法性由此奠基。
据史书记载，张载年少好兵，在见到范仲淹时，范曾劝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宋史·张载传》）。为国必有上下之分，但能以礼治，则上下各有敬，各能和，因以能相让。当然，黄仁宇对这个传统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他发现中国历史的一个弱点是：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予以道德名义[45]。《广雅·释诂》：‘耎，弱也。
不过，章氏在另文中说过：《杂卦》：需，不进也。（《马可福音》16：15）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了基督教的世界性，他说：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2页。
依钱氏之见，术士之术即为六艺。桑巴特也指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
可见，当时交往双方是对等的交换，而决非单向度的掠夺和攫取。[64][德]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5页。
作为儒家最重要的元典之一，《论语》自然积淀并浓缩着传统中国的基本文化取向。正如有学者所说在西方强权进人到东方、中国以前，世界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际关系体系：在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国际关系体系，历史上称作‘册封体制或‘宗藩关系。[40]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孟子·公孙丑上》）他还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老说‘水善能，能方能圆，孔亦说‘水流方曲必循其理。这一事实，决定了儒家思想及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
孔子以水作为象征隐喻了道的自然。显然，其规模蔚为可观。
有趣的是，辜鸿铭也认为：西洋人贪得无厌不知足，而东洋人则是知足者常乐。道德的这种自足性，必然要求人们反求诸己，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